一群三水女性影响了一个国家!一大波人因她们哭成泪人

来源:佛山新闻网 时间:2018-08-26 19:16

  采访的时候,她们的故事让随同人员哭成了泪人;根据她们故事写成的文字,让创作者数度泣不成声;根据她们故事拍成的纪录片看哭了在场审片人——她们,就是三水“红头巾”。

  “红头巾”是早年新加坡对当地从事建筑粗工的广东三水籍华侨妇女的称谓。她们头戴鲜红头巾,飘洋过海到异域谋生,主要在各个建筑工地工作,以吃苦耐劳著称。

  红头巾感动了一个国家

  今年新加坡国庆日,电视播放“红头巾”相关节目。三水收藏家麦国培供图。

  新加坡重建局为表彰红头巾在城市重建过程中的巨大功绩,特别在该局大厦门外雕塑三尊红头巾石像。此外,新加坡麦士威路丹戎巴葛地铁站壁雕上设有红头巾群像;圣淘沙蜡像馆设有红头巾像。

  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门口的红头巾塑像。三水区文体旅游局供图。

  1986年5月,新加坡广播电视局推出26集电视连续剧《红头巾》,使“红头巾”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  如今,新加坡以各种方式纪念她们:《联合早报》曾发表《没有红头巾女工,50年代高楼建不成》的文章;广播电视局推出二十六集连续剧《红头巾》;邮政局特别出版纪念“红头巾”的邮票;旅游局开发出众多的“红头巾”旅游纪念品;国庆庆典和华人新年“妆艺”游行队伍中,常常可以见到红头巾身影;学校课本及各类报章与期刊也对“红头巾”进行相应的指导,引导教育学生与社会公众认识、学习红头巾的精神……

 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:在未来几十年里,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将会遇到的一个大挑战是,如何管理全球除去13亿中国人后的那57亿人对中国的情绪。

  红头巾让国人看到了如何在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,赢得他国发自内心的敬意和喜爱。

  她们在新加坡经历了什么?

  她们筑起当地许多重要建筑工程,例如:五十年代新加坡最高的“亚洲大厦”和有名的“高等法院”,都是由她们建筑完成。

  “红头巾”参与修建的建筑物:新加坡亚洲大厦,五十年代新加坡最高的建筑。摘自中央电视台栏目《见证》。

  “红头巾”陆带好提及过去充满了自豪感:我(建过)亚历山大医院、高等法庭,还有一些私人屋子,在大世界的那些楼我们也有做。亚历山大医院起了10年。

  在没有机械的年代,又身为女子,来到异国他乡,徒手盖起这些大楼一点都不容易。

  早期“红头巾”到达的时候,并不能立刻上岸,她们被迫坐船到一个叫“齐天尚”小岛上(后来改成“圣夜旱岛”),用一种硫磺水清洗身体,检查没有疾病后才可上岸。然后这群人被带到当年中华民国驻新加坡的领事馆,领取华侨登记证,才能以华侨的身份,在新加坡居住和谋生。图为华侨登记证,麦国培收藏。

  中国最后一名“红头巾”黄苏妹曾回忆起往事,6毛钱一天,她截断了手指,从四楼摔下差点丧命。

  红头巾黄苏妹:我经常在菜市场捡人家扔掉的烂菜叶回去煮着吃,午饭就在工地吃自己带的冷饭,咸菜都不舍得吃,有时咖啡泡饭将就一餐。

  红头巾养女刘风珍回忆:她们(手)碰到带刺的板,摸那个刺就挑出来,挤出淤血,有时甚至有铁片在里面,就拿刀片烧红了,挤着挑出来,也不舍得看医生。我经常在她们身上闻到很多红花油、豆蔻油,她们痛的时候,就拿去擦背擦手。

  背井离乡的三水女人们来到新加坡后,大都在牛车水附近的豆腐街、松柏街和海山街一带贫民区落脚。她们往往是好几个人合租一间房,栖身于一排排拥挤的上下木架床位。1930年代一个床位每月1元,1950年代则提高到5元。她们为了节俭,窝睡在空气污浊、闷热、数人拥挤的硬木板上,长年煎熬着。

  新加坡石叻坡文化馆馆长陈来华(曾收藏了大量与“红头巾”相关的史料和物品):红头巾一般来新加坡,都会在这边安家。老实讲所谓安家也未必是家,只不过一个床位罢了,因为没有钱能够租整间房。当时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行业,在她们的那个年代,新加坡的妓院有好几千间,但是她们洁身自爱,选择用自己的能力来自力更生。

  红头巾为何出走新加坡?

  既然在新加坡如此辛苦,为何红头巾仍会选择出走呢?

  三水区文联副主席黄敏:跟顺德“自梳女”(即不嫁的女子)不同,明知婚姻不一定能摆脱苦难,或许还可能是另一重苦难的开始,三水女人还是选择早早出嫁。

  即使未婚,家乡已有指定婚配的,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(公鸡)拜堂完婚,所以绝大多数“红头巾”都是已婚妇女。这些已婚的红头巾,基本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。

  也有一些三水女人,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,还有一些则是丈夫早逝,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下。

  三水资深民俗专家、原三水文化局局长陆探芳:在20世纪初形成的比较大规模的劳工中,三水的出走人群比例很大。这里有几个原因,其中水灾是最重要的原因。三水人永远不会忘记1915年三水历史上发生的那场最大的水灾,三水决了40多条堤,整个三水差不多都完了,而当时大批去南洋的大塘跟芦苞的妇女,跟这场洪水有很大的关系。后来在1994年三水也发过一场大水,甚至比1915年还厉害,但是(那一次)三水安全渡过了,这是因为咱们国家强盛了。

  “侨批档案”于2013年6月19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,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!三水收藏家麦国培表示,彼时像源昌金铺这样的侨批馆非常多,源昌金铺代理星架坡(即新加坡)永昌号金铺和芦苞永福隆的华侨汇款。这张侨批收据汇款为一百元。

  不管什么原因离乡背并,这些三水女人南下后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。因为,即便暂时脱离了樊笼,传统家庭价值现依然追使她们要不断地为夫家、为娘家埋头工作至年老力衰。

  红头巾何亚莲的婆婆是一个刻薄的长辈,当年去新加坡时因为怕被婆婆知道,只挑了扁担、箩筐就走了,衣服包裹都没有带,更没有带钱,两手空空离开了家。

  但是,她在新加坡一直惦记着家人,努力赚钱寄回来养家,事实上,她的儿子并非亲生,而是过继的侄子,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血缘胜似血缘。每次写信回来,何亚莲都会问家里有没有钱,需不需要她寄回来,儿子非常体恤老人的辛苦,总是让她不要寄了,但她仍是会按时寄。

  编后语:

  她们,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妇女,和我们的母亲一样,有皱纹、有笑容、有泪水、有思念、有自力更生的双手。但,她们,又是不普通的,20世纪初,她们从三水出发,漂洋过海,头包着红色的头巾,肩挑着沉甸甸的箩筐,用她们的平凡和普通,影响了一个国家,这个国家为她们建了纪念馆,拍了电视剧,还把她们写进了学生课本……她们有一个不普通的名字,叫红头巾!她们在新加坡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“自重自爱、自立自强”。

  文:方琳

  鸣谢:三水收藏家麦国培

  部分资料:三水区文体旅游局、三水区文联、三水区群文科、三水博物馆、《飘逝的“红头巾”》《三水县华侨志》《三水县妇女志》《走读广东》、中央电视台栏目《见证》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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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熊翊廷)